其实纵观整个民国，相比于三大亨在上海做的鸦片生意，老蒋才是最大的鸦片得利者。
之所以多数人不知道老蒋参与了鸦片上的生意，只是因为老蒋站的高度太高，那些脏事不是自己直接干的而已。
老蒋在鸦片上的获利方式就是收税，收各个省的鸦片税。
从南京政权诞生的第一天起，稳定度就空前绝后的差，明争暗斗、彼此混战，一天也没消停过。老蒋要在委员长的宝座上呆下去，只能靠金钱收买和武力压制。那么问题来了：收买军阀要花钱，养一支庞大的嫡系部队更需要海量花钱，而钱从哪里来？
国府虽然掌握了关余、盐余等大宗收入，但奈何既要互相混战，又要围剿红军，浩大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八九成，为了维持自己的军政摊子，国府诸公首先想到的不是恢复和平、发展生产，而是立刻转头在毒害中国百年的鸦片上打住主意。
1927年8月，南京政府提出了三年内完全禁烟（鸦片）的口号。但是，号称要禁烟，却把禁烟部门设置在财政部，各种往来电报也说得清楚，因此这个所谓的“禁”，目的其实就是收特货税、筹措军费，禁的是民间私运、私售，为的是给特货官卖腾出市场而已。
老蒋的意思很简单：这种钱，以后只能由我们南京政府来挣了。
为了提高收入，归蒋系控制的安徽甚至从烟苗种植抓起，规定了五花八门的种植税，按面积征收，从每个环节全力提高鸦片税收入。
和南京政府这帮新军阀相比，旧军阀就low多了，只知道强迫农民种大烟，自己出面直接搞业务，名声搞臭了还挣不到几个钱。人家国府就知道提升思维层次、变换赛道，从直销转换为提供服务，通过税收调节产、运、销，不但实现了既要又要，而且钱挣得更多了。
南京政府当时为了掩人耳目，甚至搞出了一种叫“戒烟丸”的药，表面上看这是帮助人们戒掉大烟的药品，实际上就是鸦片，只不过换了一个皮肤和名称而已。
1932 年，老蒋以围剿红军的名义，在汉口设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，同时，把特税清理处改称汉口禁烟督察处，只听委员长命令，不受立法、行政、司法限制，这也是为了将收鸦片税的权利抓在自己的手里。到1934年，三个省也变成了十个省，分别是豫、鄂、皖、赣、湘、苏、浙、闽、陕、甘。到1935年，管辖范围又加了九个省，以及北平、天津、青岛三个市。
1936年，老蒋又同意蒋鼎文等人把福建乡民私存的烟土缴来公卖，直接明抢，还得意洋洋的表示，不但拍卖收缴烟土可以挣一笔，民间存货被收光之后，市场恢复到蓝海状态，咱们自己贩烟的收入又会大涨，可以说，老蒋在赚钱这条赛道上，在当时的中国是无人能敌的。
根据孔部长的报告，从1938年到1942年，一边抗战，一边让老百姓抽大烟，财政部还是总共收入了1.34亿法币的烟土特税。
所以可想而知，民国时期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有多么的苦。
而在上海，三大亨中的陆先生，就在财政部的禁烟委员会里担任要职，三大亨的烟土生意在上海做的那么好，这也是一部分原因，又是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，谁能搞得过他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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